抗日战争胜利前夕，中国面临两种前途和命运的抉择。1945年7月初，黄炎培与国民参政员褚辅成、冷遹、左舜生、傅斯年、章伯钧等一行六人，从重庆飞抵延安访问。希望促成国共两党恢复商谈，解决国内团结问题。

黄炎培在延安窑洞中与毛泽东促膝长谈。在谈到中国历代兴亡的经验教训时，黄炎培说：“我生六十余年，耳闻的不说，所亲眼见到的，真所谓‘其兴也浡焉，其亡也忽焉’。大凡初时聚精会神，没有一事不用心，没有一人不卖力，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，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。有的因历时长久，自然地惰性发作，由少数演为多数，到风气养成，虽有大力，无法扭转。也有的区域一步步扩大，干部人才渐见竭蹶，环境越加复杂，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。一部历史，‘政怠宦成’的也有，‘人亡政息’的也有，‘求荣取辱’的也有，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。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，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，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。”

毛泽东肃然相答：“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。这条新路，就是民主。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，政府才不敢松懈。只有人人起来负责，才不会人亡政息。”黄炎培说：“这话是对的，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，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，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，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，才能使地地得人，人人得事。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，怕是有效的。”毛泽东的一席话，让黄炎培为之精神振奋，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就在中国共产党身上。

回重庆后，黄炎培写了《延安归来》一书，真实地记述了中共在解放区的方针政策和大生产成就，揭穿了国民党的种种谣言，在当时国统区和敌战区引起很大影响。黄炎培与毛泽东关于“周期率”和民主的对话，至今仍脍炙人口，引人深思。